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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指出，我们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报告既从民族复兴、人民需求、公民道德建设等维度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宗旨，也从国家、民族、民众等多个主体层面深度解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再次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因之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关于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表达。
“两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以及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文化传承发展战略。“两创”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并一直强调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地方特色传统文化。主政福建宁德期间，他指出：“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有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为此，他积极推动举办“畲族文化节”，倡导推广以畲族文化为代表的闽东文化，这些实践已经在践行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传承战略思想，为当地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传统文化提到了“根”和“魂”的高度，并不断探索传承、转化和创新发展的思路与策略。2012年底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这一阶段，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关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承的方针，然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方针已呼之欲出。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之后，他相继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中国文联十大与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等多个重要场合专门论及，并且多次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要积极传承和弘扬超越时空与地域、具有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并力争将其传播出去。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从政策性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工作进行战略性部署和全面阐述，是在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中。《意见》从正反两个维度，从方法、态度、策略、效用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两创”的丰富内涵和战略价值，要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一更为权威和宏大的历史文献中，“两创”被再次表述和记载，成为新时代承继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回应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中文化传承观的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和体系性思想。
“两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提出的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方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有机体，它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中介、以文化为导向；社会并非是可以任意搭建的积木，政治、经济与文化并非分别互不关联的独立体，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两创”的形成当与政治、经济的情状密切相关。当今时代，谋求全面复兴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力量与地位也相异于往日。孔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名，绝非仅仅依赖“孔子”自身的力量，如果没有近几十年崛起、复兴之强大中国的支撑，儒学何以复兴？“是中国的强大把儒家推向世界，而不是儒家把一个曾经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凸显、今天仍需认真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的大变局中，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应时而变，成为聚民心、育新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有生力量，便成为当今时代亟须直面的问题。
“两创”的形成离不开政治、经济语境，反过来，“两创”也反映了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其形成是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文化并不绝缘，但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其独立性体现为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演进逻辑，承继前人世代相传的历史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是文化发展演进的必由之路，优秀传统文化自不例外。经济发展并不直接造就文化的繁荣，历史上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现象足以说明一切，因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而文化，则“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昭示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如上，则“两创”一面与文化独立性和自律特征有关，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和时代的他律要求密切相关。一方面，今天的文化源自历史，具有深厚的传统和民族基因，唯有尊重传统，承续传统，方可迈向远方；另一方面，今天的文化需要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解决当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务必要转化与创新，才能保持活力。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发展的双重语景下，破除整体论的文化观，既不固守传统，也不全盘西化，方可真正摆脱文化上的“拉卡托斯困境”，为人类追求文化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梁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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